1999年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
国内政治宪政主义学术话语的兴起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4）常态政治的彻底法治化也就是彻底政治化，因而需要保持政治宪法的活力、动力与行为规则。
至于国内政治宪法学者关于规范基础的寻找与论述，高全喜教授最为接近本文所谓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立场，这不仅体现在他多年来的思想主张之中，也集中体现在他近来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专题研究之中[13]。实际上，英国的这样一种激进共和主义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古典根源。第三种类型：常态政治。（2）功能逻辑，即主要以解决政治体的特定问题为目标的公开性制度建构，比如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等。其次，与行政集权相配合，行政法规则出现了泛化，在议会法律之外，行政法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行政规章，以至于法治（rule of law）有沦为规章的统治（rule of rules）之虞。
基于行政宪政主义（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视角的回应参见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7. [22] 比如斯图尔特对美国行政法重构过程及其理论模式的讨论，参见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在这种法学框架内，历史时间具有严格的规范逻辑，政治本身只是规范自主运行的法律过程。因此，所谓的政治宪法学，从其最为完整的理论系谱来看，其与宪法文本之间的关系就呈现为如下两个方面：（1）超文本性，这主要体现在非常政治宪法学的研究之中，这时的宪法文本或者还没有制定，或者已经丧失正当性，革命与制宪成为特定政治主体的主要任务。
于是，在经历垄断资本主义、世界大战、法西斯暴政乃至于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之后，共和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日益兴起并成为欧美学界与政治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构成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有力挑战。近来关于针对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批评与重构，比较有影响的思想性作品参见秋风：论自由主义的保守化，载《原道》第十五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些主题与层次各异的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5]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学术基础上的不对称性，与有着雄厚的比较宪法基础和研究力量支撑的主流进路（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相比，国内政治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内部之思想资源和理论方向还存在较大差异，为这一学术进路所必需的基本范畴、基础概念、制度解释、实证分析、价值证成、方法统筹等一系列基本环节也尚未具有规模，故相关的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这里面既有批评者自身知识视野的窄狭和固化的原因，也有政治宪法学自身尚不成熟的原因。英国的政治宪法理论基本上属于常态政治宪法学。
公开原则建立在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利监督政府这样的共和理念之上。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宪法制度落实人民主权，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过程，亦即所谓的立国问题。
自由主义设定的国家不是一个人民自我实现的国家，而是一个仅仅承担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基本被抽空伦理责任的消极国家，与之相应的司法宪政主义的核心任务便是对国家权力进行严格监控，从而保护个人在非国家领域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一常态政治的预设常常被历史变迁所打破，刺激着人类去认知、解释和规范常态政治之外的历史时间与政治经验。中国正在展开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如果不能够充分张扬社会自治的真正原理，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自主而有机的公民社会。阿克曼的宪法理论显然不可能直接照搬来解释中国的百年宪政史，因为中国的宪政历史充满了革命与断裂，但该理论对于解释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宪法变迁与宪政进步的理论意义却是巨大的。
无论中西，将古典政治形式照搬进现代政治架构之中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现代政治架构具有运作的文化习俗与社会基础又不可能完全由现代政治本身来提供——强行由后者提供的后果必然是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将国家主义逻辑贯穿到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启蒙激进主义模式被历史证明是不合理的。由于宪法社会学和政治宪法学都强调对中国宪法政治内涵的挖掘，故造成了宪法学界主流的误解，比如林来梵教授在一篇博文中便将陈端洪和强世功并举，通过谐音化命名（全端轰与强势攻）暗示二者之间的协同性[8]，而山东大学法学院李忠夏副教授则干脆将政治宪法学归入法社会学的范畴[9]。正确的理论立场应该是如何运用传统和理性促进支配性制度的结构化，呈现、固化并扩展这些制度的内在理性，抑制这些制度的非自由和非理性的成分，实现一种维新和改良。（2）补充关于非常政治的政治经验与理智基础。
在这一政治状态下，司法宪政主义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其能动主义的面向甚至可以逐步消解修宪的必要性，整个国家进入由法官守护的宪法理性轨道。这就涉及到本文所谓的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
这种同质性并不停留于卢梭或施米特式的政治神学层面，而被理性化为一种程序性的实践概念。阿克曼的宪法政治就是一种界于非常政治和常态政治之间的政治类型。
（3）在转型宪政过程中的司法角色认知上，基本认为司法应基于宪法体制和自身能力的约束，在普通法治层面强化专业能力建设和共同体培育[3]，通过司法实践的长期经验积累获得政治与社会认可，从而获得司法职业本身所必需的理性权威，而不适宜在目前阶段承担宪法司法化这样的沉重任务，过早卷入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法阶段。不过，政治宪政主义关注的责任，其重点不在于通过法院诉讼实现的法律责任，而在于通过政治民主过程实现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中国宪法学本土化、宪政理论流派多元化和中国宪政转型深度化的整体脉络之下，笔者殷切期望本文关于政治宪政主义和政治宪法学的初步理论能够对中国宪政转型的理性与和平的智识探讨和实践进展有所助益。一、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政治宪法学：对话与匡正关于政治宪法学的学术批评的正式议题化和系统展开则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其基本标志就是《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4]的发表。·社会自治原则——这一原则可以在如下层面上获得理解和定位。韩伟：政治宪法学的一种解读，载《读书》2012年第1期。
所以，高全喜和陈端洪的政治宪法理论是对作为政治进步最后手段的革命与制宪权的理论化。司法宪政主义所要守护的正是贡斯当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自由或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
作为一种新兴的方向性探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力量关注、参与、辩论和完善的学术空间，是中国宪法学术正面回应中国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理论过程。道为一，肉身可以多元，因此这一原则并不必然要求进行激进主义的现代革命，追求一种单一化的普适政治模式，而是主张基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进行制度改良，使之渐然符合共和主义的基本要求。
[22]笔者在这里对行政权的相关变化做出解说，从而证明将政治宪政主义诸原则引入行政过程的理论合理性。不讲政治的个人—法官世界可以是一个普适价值和理性主义圆满实现的世界，但其理想过于纯粹和单一，对多元文化之潜在压制又无法提供合格的政治或价值补偿，甚至无法提供圆满的正当化理论。
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这是不够的。本文主体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围绕政治宪法学的学术讨论的特点加以简要归纳。不过，洛克的自由主义也有潜在的激进化倾向，革命和人民反抗并没有在理论和制度安排上获得恰当的处理。因此，在这一保守性原则之下，非常政治下的革命和制宪就被从法律和传统两个层面同时排除出去了。
这一点区别于绝大多数的完全殖民地国家，后者在政治上和智力上实际上并无能力进行联邦党人所谓的真正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所以，自由共和主义方案可能遇到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这种方案中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具体关系、优先性以及制度条件如何设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2]在学术形态上，政治宪法学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呈现出三种基本形式：（1）陈端洪的根本法模式，侧重对中国宪法中的根本法结构予以揭示、维护和理性转化。田飞龙：依法行政的宪法性调适，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秋季号。
国内政治宪政主义学术话语的兴起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4）常态政治的彻底法治化也就是彻底政治化，因而需要保持政治宪法的活力、动力与行为规则。
至于国内政治宪法学者关于规范基础的寻找与论述，高全喜教授最为接近本文所谓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立场，这不仅体现在他多年来的思想主张之中，也集中体现在他近来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专题研究之中[13]。实际上，英国的这样一种激进共和主义的主张有着深刻的古典根源。第三种类型：常态政治。（2）功能逻辑，即主要以解决政治体的特定问题为目标的公开性制度建构，比如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等。
其次，与行政集权相配合，行政法规则出现了泛化，在议会法律之外，行政法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行政规章，以至于法治（rule of law）有沦为规章的统治（rule of rules）之虞。基于行政宪政主义（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视角的回应参见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7. [22] 比如斯图尔特对美国行政法重构过程及其理论模式的讨论，参见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在这种法学框架内，历史时间具有严格的规范逻辑，政治本身只是规范自主运行的法律过程。不过，政治宪政主义的保守性原则还具有超文本的文化意涵。
该种政治来源于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体验。在成文宪法前提之下，宪政转型的核心含义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再是从非常政治到常态政治这样的简单跳跃，也排除了革命和制宪的法律可能性，而是侧重于一种兑现政治，即主要依赖新宪法所提供的政治民主框架实现国家构建和公民成熟的双重目标，显然，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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